丁玲——我本不想成为作家，只想出人头地不过老日子丁玲

丁玲说，“她本来是不想当作家的，只是想出人头地，不过老日子。”

说起丁玲，要从她母亲佘曼贞开始。

佘曼贞的婚姻很不幸，她嫁给了一个多病，意志消沉，有才华但没什么出息的大家子弟。

她本想与丈夫好好经营家庭，可是家里每天都迎来送往，总是不得安生。

佘曼贞不爱管家里的事，渐渐地她也发觉出不对劲来。家里每天至少有一桌客人。鸦片烟枪就好几杆，客人来了都抽。

她看不过眼，但也没阻止。

丈夫死后，她想着，这下好了，不用在伺候那些白吃白喝之人。

那些人再来，她就变卖家产，将该还的债全部还了，迅速带着几个孩子去了县城。

摆脱了旧时陋俗的佘曼贞，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

先是投奔亲戚家暂住，接着又开辟出自己的事业。

那时，女子单独上街已被视作怪物，佘曼贞却不觉得，她打扮的漂漂亮亮，一手牵着一个孩子，拖家带口的来到学校门口，给每个孩子都报了名。更大胆的给自己也报了名。

三十岁的她在师范班，七岁的丁玲就在幼稚班，同在一个学校。

丁玲与她的表姐，表哥们整天随着佘曼贞上下学。

她穿的素净，行为却非常出格，别人看了嫉妒又羡慕：真真从未见过一个名门年轻寡妇这样抛头露面的。

但佘曼贞不在乎，不久，她从学生变成了学监。

在亲戚家里，佘曼贞与年纪最小的九姨关系最好，因为九姨思想开明，懂得多，她把她当老师看待。

丁玲自幼目睹母亲的坚强独立。母亲与九姨两人是她小时候最崇拜的女性。

父亲死的时候，她想着全家都完了。可母亲却像浴火重生的凤凰，把自己硬生生地从泥地里拽了出来，从富贵家门的寄生虫变成了一代新女性。

不仅如此，佘曼贞还留下了一部横跨60年的回忆录与几十首诗，成为后来丁玲屡遭横祸的人生中亮彻天际的引路灯。

丁玲17岁时，要去上海。

三舅：“不行，你现在17岁，明年18岁。毕了业就可以在家完婚。”

佘曼贞：“她是要去找一盏明灯，找一条路，我们可以完全相信她。我自己的女儿，我就相信她。她到哪里我都放心。”

这时的佘曼贞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只剩下丁玲这个女儿了。

此种情况下，母亲依然鼓励她远行，她非常感动，决心出人头地。

上海大学的时光过的很快，其中最让丁玲印象深刻的就是她的初恋情事。她爱上了翟秋白。可是翟秋白偏偏又喜欢王剑虹。

丁玲的喜欢没持续多久，翟秋白与王剑虹结婚了。她只好收起内心世界的波澜，继续学业。

可是，怎样才能彻底摆脱传统的生活?

丁玲没有具体计划，倒是翟秋白的一番话给了她信心。

“你么，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吧，飞的越高越好，越远越好。你是一个需要展翅高飞的鸟儿。”

他比了个飞鸟的动作。

翟秋白是丁玲的老师，又是她明里暗里喜欢的对象，他无意中说的话，哪有不听的。

1924年，丁玲在北京，正是苦闷焦虑之时，好友王剑虹因肺结核去世。

她读书解气，却越读越是气愤。

“读这些书有什么用，又得不到快乐。”

但不久，她的苦闷就得到了充分的缓解。

她读了鲁迅的文章，鲁迅成了唯一能安慰她的人。

无人可诉苦闷，她就只好把一腔年轻人式的无足轻重的哀怨，全写在信里，寄给鲁迅。

信发出后，日夜盼望，每天一早她就去公寓看门老人那里打听。

但整整两个星期，没有回音。

她左等右等，朋友会过了，北京也离开了，始终等不来鲁迅的回复。

后来才知道，鲁迅听了朋友的“忽悠”，说那封信是沈从文的戏虐之作。

尽管波折，丁玲还是在1928年完成了她的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轰动整个文坛。

(丁玲与胡也频)

在感情上，她也有了胡也频这个寄托。

可是在1930年，胡也频遭国民政府通缉，他先逃往青岛，在青岛与丁玲会合，再转往上海。

上海的夏天，正是最热闹的时候。刚成立不久的左翼作家联盟和社会科学家联盟等等团体在上海都有许多活动。

胡也频被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

丁玲也成了左联旗下的先锋作家，她终于见到了鲁迅。

这年，她留在家里写了小说《1930年春上海》。

她生下孩子时，胡也频哭了。

他要忙工作，没法在家里照顾。

而他的工作，总是让人不得安宁，很快，刚过月子期不久的丁玲就得知胡也频被捕了。丁玲去看他，钱送进去了，人没有见着。

一年后，胡也频遇难去世。丁玲把孩子送给母亲抚养，撒谎说：胡也频去了苏联，有很重要的事要做。

佘曼贞点点头。三天后，丁玲返回上海。

她本想好好安顿自己的生活，重新开始，但情势容不得她悠闲。

1933年5月，丁玲被捕了。

几个绑匪围住她，一路开着车，抵达黄浦江边的一幢小楼。

关了一个晚上之后，她被转移到南京的一角旧式高级旅馆中。在那里她开始了最初的特殊囚犯生活。

丁玲没有气馁，囚禁期间，各界人士在外为她呼吁，她则要想方设法好好地过这牢狱中的日子。

看守连续好几天喊打喊杀折磨丁玲，可还不到一个星期，他们自己也倦了。

虽然没住在真正的牢房里，可饭菜比任何一间牢房的都难吃。

丁玲实在熬不过去，摸摸自己的小皮包，里面还有四十多块钱。

她花了五角钱让看守买了板鸭，大家吃的愉快。隔天，她又买来咸鸭蛋和松花蛋。

看守喜欢吃，自然乐得被她驱使，对立气氛缓和了些，对话也多了些。

可以买菜，慢慢地，丁玲又让看守帮买来肥皂与牙膏。旗袍已经破旧，又添了些布来自己缝。

国民政府的徐科长来看她，告诉她她母亲正在外面到处起诉，准备救她。

徐科长让丁玲登报，说明自己平安无事。“不登报也行，你写信向你母亲报平安。要是她需要钱，你可以托我帮你寄去。”

丁玲答，“我母亲有钱，不需要我寄。”

丁玲琢磨，母亲哪有什么钱，等着我寄去都还来不及。

她想逃跑，逃了一两次，失败了。

牢狱生活三年，她才重获自由。

囚禁结束后，丁玲去了延安，成为第一个抵达延安的文人。

在延安，空气是自由的，人也是自由的。她喜欢去哪儿就去哪儿，三年的囚禁后，哪怕只是一颗珍珠大小的自由，她也甘之如饴，非常欢喜。

她兴高采烈地参加文艺座谈会，学习各种红色精神，把自己的文字发表在《谷雨》和《解放军》报上。

她喜欢延安枣园里的黄昏。

她总是在月光下漫步，走走停停，望着夜空中一钩新月，在闻着仲夏时晚风送来了的枣花的余香，身边总有人欢声笑语。

对比自己的遭遇之灾，再艰苦的生活对她来说都是美好的。

她捡起了创作事业。

1948年，她完成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小说并不是一气呵成，期间也是困难重重。可那些困难是途中遭遇，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好了的。

到了她写《在严寒的日子里》，她寻亲访友，在无锡太阳湖边继续埋头写作。

然而到了1955年秋天，她到北京开会，当时的作协对她做了一次全面的批判。

年底，她被扣上了反动派的大帽子。

她上诉，被驳回。

丁玲被撤销职务，取消级别。

她过去的许多胆大的行为，此时都成了打击她的手段。

比如，她在感情上的开放态度。

比如，她与小她八岁的陈明藕断丝连。

1958年，丁玲去了北大荒，组织上要求她自我改造，从新做人。

她逗留之际，想起来陈明也在北大荒。

“两个人在一起，两个人的力量加起来，总比一个人的要强些。”

不是要从新做人吗?

丁玲对自己说，“不!不是从零做起，是从零下做起，从负数做起。”

她知道，有些人口头上不希望她去，他们都是在装模作样。实际上，他们更愿意看到她从此萎靡，一蹶不振。

把丁玲从文坛上抹去，正好是他们的目标。

丁玲不愿让他们得逞。

“摔了跤，不管怎么摔的，总得自己爬起来。”

兜兜转转，她去了密山。

陈明找到了她。

一开门，丁玲就愣住了，仿佛认不出他来。

陈明老了，又黑，又瘦，整个人只有那双眼睛炯炯有神。

他目不转睛地望着丁玲，“只要在一起，什么都好，是吗?”

陈明也被开除了，与丁玲一样。他始终没有哭过，可那天见到丁玲却突然哭了。

丁玲下定决心要让日子好起来。

但是，她努力的过程中遭遇的第一件事就是关牛棚。

她经常坐在牛棚里，看别人在外面跳舞，说笑，心里却想着如何才能在苦中作乐。

此时的她处境如此，离理想越来越远，却出人意料地想着，人一定要有理想，而且一定要有那种大的理想。

“有些人有理想，但理想又不够高，能吃得了大苦，但在感情上却常常处于低级状态。”

“结婚对他们来说，只是一桩本该做的事，符合一般世俗条件就可以了。”

丁玲觉得，要理解感情上的诸多风波，她必须是个有高尚理想的人。

顺着这条路走，她一定能获得幸福。

现在，她虽然在牛棚里，但还能见到以前的朋友，最重要的是还见到了陈明，她应当是最幸福的了。

当年多少人反对她与陈明，如今没人反对了。

大家都在埋头苦干，往事宛若烟火消弭，是前世的差使了。

在汤原农场，她每天干活，晚上就住在指定给她的屋子里——鸡舍院内的一间小屋。

鸡舍里有很多屋子，中间两间是人住的，其他的全部房间是莱哼鸡住的。

她想，“既然不能离开苦寒之地，干脆加入它。”

丁玲每天早起，来到院子中间，那里是鸡的运动场。

白天，所有的鸡都在这里运动，喂食。

人就到鸡舍里打扫，丁玲最怕的不是满地的鸡屎，而是那些凶猛的鸡群。

她刚进去就有好几种大母鸡向她扑过来。

她越躲，鸡越凶，又是扑，又是琢的。

过了几天，她又学会了捡鸡蛋。

工作的时候，她很认真，几乎忘记了自己是来的北大荒，成了在鸡群里战斗的勇士了。

她不信教，但在北大荒的隆冬里，她居然想起了圣诞节。

“我想，是快乐的圣诞节要来临了啊。”

病床上，她幻想着圣诞节来宽慰自己。

牛棚里，她就用理想的光辉去取暖，虽然她根本就不知道这种日子要持续多久，也不知道自己那伟大的理想究竟在何方。

原来，充耳不闻别人的诋毁和呱噪，是如此重要的能力。

她认定自己一定能扛过去，积极锻炼身体，成为养鸡能手。她躲不过鸡群的欺负，当然只有驯服它们了。养动物成了当年怕与人交流的丁玲心中，热量满满的治愈系生活方式。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困难终于消失了，大半辈子陷在冤屈中的她终于在1984年恢复名誉，重新过上安稳生活。

这一年，她80岁。

她几乎是在最风华正茂时一脚踏进了泥潭，虚度了才华与时光。

生命中最后的岁月，她没有被多病的身体阻拦住，开始拿起笔，奋笔疾书地将生命中所有非凡岁月的痕迹，记录下来。

老年的她，活得越发像自己的母亲。

坚强，独立，固执、自作主张又坚定不移。

她写，她要把整个世界写下来。

或许是漫长的艰难岁月给了她勇气，在远离北大荒的日子里，她还经常想起那里的朋友与同事，说要回去看看。

真正领教过苦难而不死的人，对苦难会生出莫名的感激之情。

丁玲感谢过自己的牢狱之灾，竟然说如果不是关在牢里，我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专注力，却一页一页地啃《恩格斯文集》直至入迷?

她更感谢过北大荒，或许不管岁月给了她什么样的人生，这总是她切切实实经历的，是她生命独一无二的困顿，就算是不公平。

有人说，“你的经历就是你的成就。”

荒诞的，悲剧的，各种各样的，都是你的成就。

就看，你的心是屈服还是涅槃重生。

曲折的人生，史诗般的坎坷，最终会像一部五光十色的走马灯，明亮而深邃。

应以永不屈服的心，去点亮。

刹那的亮光，虽不足吞噬所有黑暗。

却能成为希望，希望比任何信念都重要。